金融资产

流动性的闸门由谁守护?--中美金融资产负债表的

 

  对照中美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两者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步性。目前美联储将缓慢缩表,而监管松绑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预计将开始扩张;与此同时,中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去杠杆导向下将出现实质性收缩,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短暂收缩并非常态,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根本性变化从中期来看需要央行予以扩表。敬请阅读。

  对照中美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两者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步性。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进三轮QE大幅扩表,而金融机构受制于金融监管趋严,资产负债表扩张步伐放缓;中国则步入了监管松动下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期,推动了货币乘数的快速攀升。目前中美两国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再次出现背离:联储将缓慢缩表,而监管松绑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预计将开始扩张;在金融去杠杆导向下中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将出现实质性收缩,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短暂收缩并非常态,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根本性变化从中期来看需要央行予以扩表。

  美国:联储缩表,金融部门扩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攻守互换,流动性难言拐点。如果联储以停止到期资产再投资方式缩表,则未来5年的年均缩表规模在3000亿美元左右,预计对市场冲击较温和。而且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进削弱《多德-弗兰克法》监管力度,金融部门将重新扩表,从而削弱加息和缩表对流动性的冲击,流动性环境依旧有可能偏宽松,对新兴市场的冲击也较为有限。

  中国:央行“缩表”,金融机构缩表,国内流动性呈现拐点性变化。2016年9月开始中国从“松货币、放监管”骤然进入“紧货币、紧监管”,货币乘数拐点显现。2017年一季度央行现缩表,非银金融机构资产增速大幅减缓。

  未来时:中国央行“缩表”非常态,央行扩表、金融机构缩表或是方向。“双紧”对2017年实体经济的拖累将滞后显现,但会加速边缘企业信用风险的暴露。严监管下表外高增或难持续,社融增速如果持续回落将对地产和基建造成冲击,同时可能使2016年增速边际放缓的企业部门资产负债率重新步入上行通道。预计央行会以适度扩表来对冲,守护去杠杆拆弹中的风险底线。伴随着四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将由当前实质偏紧回归中性。中期来看,考虑到合格质押品不足的限制以及银行超储率仍然维持低位,以降准的方式先解锁储备资金池的概率更高,这意味着央行的“扩表”未来将以降准的形式呈现。

  央行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互动最终决定了流动性环境,背后对应的是货币政策和监管周期的变化。货币政策“量”的调控直接作用于央行资产负债表,决定基础货币投放和回笼,金融监管环境左右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与收缩,进而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可以说,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组合对流动性的影响,本质上是通过金融部门和央行资产负债表互动来完成。

  对照中美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两者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步性。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进三轮QE大幅扩表,而金融机构受制于金融监管趋严,资产负债表扩张步伐放缓;中国则步入了监管松动下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期,推升了货币乘数的快速攀升。目前中美两国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再次出现背离:联储或将缓慢缩表,而监管松绑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预计将开始扩张;在金融去杠杆导向下中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将出现实质性收缩,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短暂收缩并非常态,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根本性变化从中期来看需要央行予以扩表。

  金融监管的松动会促进金融创新,提高基础货币的信用派生能力,进而系统性提升货币乘数,甚至使得货币乘数与GDP出现完全背离的走势。以美国2004年至2007年以及2010年至2014年为例,可以看到,金融监管极大影响了货币乘数的走势。具体来看:

  1)2004年-2007年,经济下行、货币乘数上行。1999年11月,国会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开启混业新篇章,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则进一步打开了金融创新的阀门。混业经营叠加放松金融衍生品监管,唤醒了金融体系强大的货币信用创造能力,金融部门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为市场注入持续的流动性支持,考虑到放松金融监管影响的时滞,从2004年开始,二者大幅背离。美国名义GDP季同比折年,由2004年年初的6.75%下滑至2007年末的4.4%,期间货币乘数逐渐上行,由8.3提升至8.9。

  2)2010-2014年,经济修复上行,货币乘数震荡下行。金融危机后,美国国会于2010年7月通过《多德-弗兰克法》,修补美国金融监管的漏洞,联储权力和监管范围得到扩大,将美国金融系统中百分之九十的金融机构都纳入监管范围。为避免金融加速器进入负向恶性循环,联储通过超常规QE投放基础货币作为补充,这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货币乘数,但金融监管的全面调整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金融部门的资产增速中枢下移,货币乘数震荡下行与GDP之间的缺口走阔,金融体系货币创造功能弱化。

  金融危机之后(2007-2014年),美国货币金融环境的特征是紧监管、宽货币,与之对应的是联储迅速扩表,而金融机构资产增速缓慢,货币乘数则震荡下滑。“宽货币”下,联储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由2007年底的0.9万亿美元,迅速提升至2014年年末的4.5万亿美元,年化增长率为26%,与此对应联储总资产在GDP中占比由2007年的6.6%,大幅提升至2014年的26.2%。“紧监管”下,金融体系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明显落后于联储,2007年总资产68.6万亿美元,至2014年为81.7万亿美元,年化增长率仅为2.3%。

  联储最快明后年缩表,其年缩表均值在3000亿美元左右,预计对市场冲击较温和。根据联储此前公布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安排,其将会在联邦基金利率上调一定幅度后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由于直接抛售资产对市场冲击较大,预计联储将采取停止到期证券再投资方式来缩表。在联储证券资产中,MBS期限均在5年以上,10%左右的国债将在1年内到期,约50%的国债将在1-5年到期。仅考虑停止到期证券再投资,联储资产负债表将在2018年缩减2529亿美元,2019-2022年缩减1.22万亿美元,未来五年平均每年收缩2940亿美元,预计对市场冲击较温和。

  监管松绑将推动金融机构重新扩表。在松动金融监管问题上美国两党有较高共识。特朗普在4月21日签署一份备忘录,要求审查《多德-弗兰克法》中有关金融监管机构权力的部分。4月26日,美国国会就共和党改革金融监管的草案(《金融选择法案2.0》)举行听证,可能会放宽针对某些银行的更高监管要求,从而削弱《多德-弗兰克法》中相关法规力度,完整法案将于5月初公布。美国金融监管松绑已是大势所趋,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将要重新开始扩表。截止2016年9月金融部门总资产85.8万亿美元,如果2018年开始其年均增速恢复到强化管制之前的水平,即提高1.5%-2%,则金融部门每年多增至少1.2万亿-1.8万亿美元资产,基本可以对冲联储缩表对流动性的冲击。

  联储缩表,金融机构扩表,加息并不必然是流动性拐点,对新兴市场的影响可控。金融监管的放松将打开另一道宽松之门,这意味着两者的组合从“松货币、紧监管”过度到“紧货币,松监管”,在联储缩表的同时,金融机构会扩表,从而削弱缩表对流动性的冲击,流动性环境依旧有可能偏宽松。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具有独特性,受外汇大幅流入影响,2002年以来外汇占款在央行总资产中的占比逐步提升,至2014年外占达到27万亿,占比80%,由于外汇占款并不受央行直接控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更多的是应对外占冲击,与货币政策取向的相关性较弱。2015-2016年外汇开始大幅净流出,而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由2014年年末的2.5万亿迅速提升至2016年的8.5万亿,相应的占比由7.4%,提升至24.7%,外汇占款占比则由80%下滑至63.8%,这背后反应的是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转型—由被动逐步转向主动,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贷款将成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货币政策松紧和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的对应关系逐渐增强。

  以2012年为起点,中国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组合,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2.1、2012年9月至2013年,松监管,紧货币:影子银行迅速膨胀,受外占持续净流入影响央行温和扩表

  始于2012年5月的券商创新开启了国内金融创新的阀门,松监管推动影子银行规模迅速膨胀,一定程度减弱“钱荒”对整体流动性的冲击。截止2012年9月影子银行规模26.5万亿,至2013年末,其规模达到45万亿,增长68%。在6月的“钱荒”影响下,影子银行增速由2013年3月的20%大幅下行至6月8%,此后一直保持在该水平上下波动,而“钱荒”期间货币乘数一直保持在4左右。另外,货币政策基调偏紧,但是受外汇占款持续净流入影响,央行温和扩表,资产规模由29万亿,升至2013年的31.7万亿,增长2.7万亿,增长率9.5%,而期间外占增加了2.9万亿。

  2.2、2014年至2016年3月,“双松”环境:金融部门大幅扩表,货币乘数持续走高

  进入2014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央行重启货币宽松,至2016年3月共经历了7次降息和4次降准,同时金融监管延续2012年以来的放松态势,大资管全面崛起,金融部门大幅扩表,其强大的信用派生能力放大了该期间货币宽松的效果,货币乘数持续走高,整体流动性充裕。

  央行资产负债表主要受到外占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共同影响。2014年至2015年2月,央行继续温和扩表,总资产增长1.4万亿,增长率4.3%,此后由于外占净流出大于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券增长,央行资产负债表小幅下滑至2015年年末的31.8万亿,下降2万亿(考虑2015年PSL未计入央行资产负债表),之后又小幅回升,总的来说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基本稳定在33万亿上下波动。

  金融部门大幅扩表,其中银行业资产增速与GDP增速之间的裂口自2015年以来开始走阔。金融部门总资产由2014年年初的176万亿,提升至2016年的278万亿,年均复合增长16%。其中银行业总资产从2014年年初的153.5万亿,增长54万亿至2016年3月的207.6万亿,增长35%,与GDP增速之间的缺口自2015年至2016年3月不断加大,反应“双松”对银行信贷扩张的刺激逐渐脱离了经济增长。另外银行业中,由于大量发行同业存单,城商行、股份行资产扩张速度快于大行。

  银行对非银债权同比增速的均值高达60%,是银行信贷增速与M2增速背离的主要原因。2015年一季度后,银行信贷增速和M2之间的缺口大幅提升,直到2017年初才开始收窄。对比银行总资产各分项增速发现,银行对居民和企业债权(一般信贷)同比增速在29%上下小幅波动,而对非银债权同比增速的均值高达60%,至2016年3月其规模达到22.4万亿,因此上述缺口扩大,主要受银行和非银业务大幅增长影响,因此二者增速的背离一定程度反映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

  2.3、2016年3月至9月,松监管,紧货币:影子银行增速中枢下滑,货币乘数继续攀升

  2016年一季度开始央行逐步确立了中性的货币政策基调,由于监管并未全面收紧,货币乘数仍不断上行,由3月的5.1上升至9月的5.22。截至2016年9月,影子银行规模达到92万亿,同期人民币贷款规模102.8万亿,影子银行在二者合计中占比达到47%,同时影子银行GDP占也比一路攀升至173%,虽然其增速中枢下滑至4%左右,但考虑到高基数影响,增速仍不算低。

  货币政策实质是“中性”偏紧。宏观经济保持高景气运行,为金融防风险、去杠杆创造了适宜的基本面环境,自2017年年初以来央行已连续两次上调政策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隔夜SLF利率累计上调了55BP,而作为下限的7天逆回购累计上调21BP。另外2017年1季度央行累计净回笼1.03万亿,缩表1.1万亿。

  严监管下,金融机构面临缩表,其中城商行、股份行以及非银机构将首先面临缩表压力。“三会”正紧锣密鼓采取针对措施对所辖金融领域乱象进行整治,强监管已成为影响金融市场的主导因素。近期银监会发布一系列政策对银行同业,理财以及信贷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加强监管,预计对商业银行影响最大来自于同业业务收缩。截止2016年五大行、股份行、城商行(中报)的同业负债(纳入同业存单)/负债平均占比分别为13%、29%、28%。另外其他存款性公司对非银机构债权进入2017年以来增速已明显回落,同比增速由2016年年末的50%,降至2017年3月的24%,非银总资产增速减缓。

  2016年下半年以来经济的短周期复苏企稳为央行和金融机构资产表双收缩提供了“底气”。往后看,在地产投资、出口等支撑下,2017年经济变数不大,也意味着去杠杆不会轻易转向,特别是监管政策已经进入一个收缩周期。相比而言,货币政策更加具有灵活性。不排除在市场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或利率的快速抬升伤及实体经济时,央行以扩表或降准的方式予以对冲。

  4.1、 “双紧”对2017年实体经济的拖累将滞后显现,但会加速边缘企业信用风险的暴露

  2017年一季度经济超预期企稳以及后续地产投资保持高位、出口回暖是去杠杆延续进行时的“底气”所在。由于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二元分割特性,金融市场利率向信贷利率的传导具有明显的时滞,我们预计一季度信贷利率仅有小幅上行,二季度上升幅度会明显上升。双紧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叠加经济内在回落压力到四季度才会较为显著。这当中需要关注的是,1季度表内票据融资合计减少1.08万亿,创2008年以来1季度新低,票据利率的快速回升以及规模萎缩会给一些流动性风险偏高的企业带来压力,特别是,票据是民间投资重要资金来源,对制造业投资的负面冲击会较快显现。也即,“双紧”对经济总量影响将滞后显现,但会更为及时的表现为信用风险的释放。

  严监管下表外高增或难持续,社融增速如果持续回落将对地产和基建造成冲击。2016年11月社融增速达到高点13.3%,此后便开始下行至2016年3月的12.5%,但是非标融资(信托+委托+未贴现承兑汇票)同比却一路上行,。受去年12月债市调整影响,债市融资功能仍处于冰冻状态,一季度非标融资20496亿元,不论绝对值还是同比多增都创下历史新高。近期银监会密集发布7份监管文件,其中明确要求银行自查利用非标规避监管、违规套利情况,如违规向僵尸企业授信和放大政府性债务。随着摸底、整改的逐步推进,预计16年四季度以来非标的高增也将受限。

  2008年至今地产和基建投资合并增速和社融增速高度同步,如果非标受限、社融增速回落,当前基建和地产投资的高增恐怕也将难以为继。

  双紧如果延续,实体的杠杆率将会被动抬升。2016年受益于PPI转正带来的盈利改善,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边际增速有所放缓。保持货币金融环境的中性显然有利于实体杠杆率的相对稳定。央行和金融机构持续缩表对流动性的恶化,将侵蚀企业部门的利润表,进而有可能使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重新回到快速上升通道中。目前双紧的流动性环境难言中性,特别是从此前的双松格局骤然进入双紧。更为合理的路径应当是保持适度中性的货币政策,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或降准对冲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收缩。

  拆弹中的风险底线更多由央行来守护。在当前货币监管双紧的格局中,去杠杆的大旗更多是三会来扛起,央行在流动性管理上有着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这样的监管格局下,市场短期动荡难以触及流动性风险的底线,预计政策面将更加注重预期引导和节奏把控,但金融监管的方向与力度不会做出让步。

  监管拆弹并不等同于主动引爆,防范系统性风险既是目的也是底线,在金融强监管既定方向不改的前提下,拆弹中的风险底线更多通过央行的相机抉择来守护。除去在短期注重流动性管理、维持流动性紧平衡外,金融去杠杆势必要求金融机构表内和表外扩张双双减速乃至缩表,预计央行将扩表予以对冲,年初至今央行的缩表不会成为常态。

  央行的“扩表”未来将以降准的形式呈现。截止2017年3月商业OMO(6228亿)、MLF(4.1万亿)、SLF(699亿元),PSL(2.2万亿)以及银行间待回购债券余额7.4万亿元,折算后需要的质押品(利率债和同业存单)规模13.9万亿左右,而同期商业银行持有的利率债(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和同业存单合计16.3万亿。考虑到LCR考核下银行对流动性较好的利率债需求增加,以及严监管下同业存单规模增速的减缓,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将会面临合格质押品不足的问题。2016年4季度金融机构超储率2.4%,预计今年一季度将继续下滑,而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仍然维持在17%左右的高位,中期来看,考虑到合格质押品不足的限制以及银行超储率仍然维持低位,以降准的方式先解锁储备资金池的概率更高。(完)

Time:2019-01-05 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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